我出生长大在北大荒。从上学的那时起，我的周围就有很多很多的男女知青，尤其是在学校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基本是清一色的知青老师。

记得是那年的秋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去上海接城市青年了。于是在等待父亲归来的期盼里，就等到了跟父亲一同到来的一大群男女知青。

记得那是个天高云淡秋风爽爽的下午，农场连队里的男女老少们早早地都守望在通往场部的路口，等待着知青们的到来。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娃娃们也都兴奋地挤在这些大人们的空档里，踮着脚尖望着大道望不到的地方。不少心急的孩子早就像马驹子似的一阵风顺着大道跑出去好几里远，最后又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都非常自豪地把人们等待的最好消息报告出来。于是乎，操着手的人们睁大眼睛，都伸着长颈鹿一样的脖子往同一个方向望去。

知青的队伍终于开了进来，他们每人都是一身草绿色的黄军装，年轻稚嫩的脸上虽然还带有旅途的疲惫，可个个都是那么英姿飒爽精神百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位知青胸前还捧着一幅毛主席画像领路，后面的每个人手里都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胸前都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每个人都振臂高呼着当年最时尚最响亮的口号。

那时，我们这些当地的孩子总是喜欢在知青的周围转悠，看着他们出操、上工、吵架、唱歌、下棋、打球……我们爱在他们的门前的冰坡子上打哧溜滑，爱在他们倒掉的垃圾里拣红红绿绿的包糖纸；我们更喜欢偷偷地模仿着他们南腔北调的城里话，有时也会鬼头鬼脑地躲在很远的地方，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冷不丁用半生不熟的城里话对他们突然大嗓门怪叫几声，然后便撒鸭子似的逃出他们惊讶的视线……

那时候我还是个腼腆的孩子，每每家里来了知青，我都会偷偷躲到他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而母亲总是把炒好的瓜籽、黄豆用簸箕端出来招待这些城里来的小子、丫头。于是，忘记了土屋外咆哮肆虐的“大烟泡”，在昏黄摇曳的煤油灯周围，在暖烘烘的热炕头上，在知青们天南地北激动愉快的闲扯中，在上海话、北京话、天津话快乐调皮的碰撞里，在飞扬飘落的瓜籽皮划出的弧线里……我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比场部更大更好的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这些大都市，后来又渐渐知道了王府井、天坛、颐和园、上海滩、南京路、城隍庙……

每到大雪飘飞的季节，就有知青陆陆续续回城探亲。每到这时，母亲总是把平时节省下来的豆油瓜籽黄豆塞进知青们的旅行袋里。春节一过，就会有探家回来的知青带来些我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比玉米杆西红柿更甜的牛奶糖、话梅干、酒心巧克力；知道了还有比花生米、地瓜干更香的大列巴、鱼松、蛋糕、麦乳精……

那时候，在夏日暖暖的傍晚，喜欢热闹的职工都会聚集在连部门前的篮球场旁，观看每日都有的篮球赛，而上场的运动员绝大部分都是男知青。在挤挤插插的观众中，女知青们的风采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通常她们都会换上洁白或浅红或浅绿色的的确良衬衫，甩动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脸上闪烁着浴后的光洁和娇艳，相互嘻笑打闹在一起，忘情地为场上她们各自喜欢的运动员们加油呐喊。那时，我们这些闲不住的孩子，总是站在球场边盯着场内飞来飞去的篮球。每当有球飞出场外，我们就会像个球童似的飞快跑过去把球抢到手，然后再亲自交给场上的运动员。我跑得最快，我总是把抢到的球亲手交给场上的4号，因为我知道4号是场上最棒最帅的运动员。每场比赛都由一位梳着五号头的女裁判执法，她也是知青，哨子吹得清脆利落，手势做得干净麻利，来来回回的跑，动作完全是男性化的。后来她成了我们的体育和化学老师。两年前我出差路过北京，特意去看望过她，虽然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但从她来来回回忙碌的身影里，依稀可以看见当年她“假小子”的影子。

在连队的大礼堂里，知青们教过我们跳“忠字舞”，也教过我们排练《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舞节目。教我们舞蹈的是一位身材苗条、文静清秀的女知青，据说她是中央舞蹈学院附中毕业的学生。记得有一次，她把我们招呼到女知青宿舍里排练，在房间里我嗅到了一种从我没闻过但特别好闻的气味。多少年过去了，这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种香皂味和雪花膏味混合在一起的馨香。记得那次排练我坐在了舞蹈教师洁白的床单上，临走前，发现床单上留下我清清楚楚的屁股印子，于是我红着脸加快了离开的步伐。我不爱演节目，排练时还能勉强上场，但一到正式演出的时刻，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我心里就慌乱得不行，动作便会笨拙僵硬得跟不上趟，惹得台下的观众总是哄堂大笑，而我总是几天耷拉个脑袋，抬不起头来。但是，我喜欢看知青们表演的节目，只要知青们不论是排练还是演出，我都是台下最忠实的观众。我记得那时候知青们排了出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红灯记》一至六场。我天天不落地坐在台下瞅着，有滋有味地学着他们的京腔京韵，还有一招一式，我甚至能把他们排练的一至六场的全部台词倒背如流。直到今天戏中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大段台词、唱段我还是滚爪烂熟。

我还记得，在那栋土坯结构的学校里，在那个每年都要拔几遍杂草的操场上，我们的体育老师——那位知青女裁判，曾手把手地教我们打过垒球。那垒球是她从城里带来的，那球棒是我们用山上新鲜的椴木自做的。从那以后多少年不论在那里，打垒球这档子事一直是我谈资中最值得也是我愿意炫耀的内容，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周围的同龄人根本不知道打垒球是怎么一回事。

还记得，在那片绿色的田野旁，在那次劳动休息的间歇里，在我们苦苦的央求里，我们曾围坐在一位戴眼镜的知青老师周围，听他讲述过“一条项链的故事”，还有“几个矮人和一位美丽公主的故事”。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莫泊桑小说《项链》和安徒生童话《白雪公主》里的主要故事情节。

就是在那间低矮的教室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那张裂着宽缝的黑板前，知青老师们让我们早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用不是很多的知识，就浇灌和滋润了我们荒芜干涸的心田，让我们一颗颗愚顽蒙昧的心，从此燃起了向往和追求城市文明的火苗，扬起了梦想和渴望能够飞翔的翅膀。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村，走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无论走到那里，这儿时的理想始终伴随着他们的身影，坚定地耸立在我的心头，始终没有破灭，没有泯灭，并且时时刻刻鞭策激励着我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如今，他们都走了，而我每次回去探家，却都会徘徊在先前的大礼堂和知青宿舍的旧址前，徘徊在已经长满野草的篮球场上，我不知道在这里面和下面是否还凝固着当年知青们的欢笑和泪水，是否还珍藏着他们略带凄婉的真实故事？但我一直想告诉你们，有一个北大荒已经不再是孩子的第二代北大荒人，怀念着知青，怀念着知青在北大荒的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