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虎林2月3日电 我是1968年8月来到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从1969年冬到1978年春，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4团(现八五八农场)，当了将近9年的新闻干事。那是我记者生涯的学习阶段，是我生命之树中最珍贵的年轮。然而，30年来，当我回首那段往事的时候，许多采访和报道过的人和事，都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地淡忘了、模糊了，留下挥之不去的却是这样一组长镜头：清澈的蓝天，斑驳的原野，天地交际处，肩挎帆布包的我，急匆匆地走着，走着……乃至做梦，也会时空置换，揣着新华社记者证的我，在似曾相识的一个个连队间，走啊走啊走啊走……
走路，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我们团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方圆710平方公里。据《中国城市年鉴2005》公布的数据，这个面积与我国十大城市的城区面积相比，仅小于北京(1182平方公里)，同上海(781平方公里)、广州(670平方公里)、重庆(647平方公里)差不多。全团20多个农副业连队，就散布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连队之间的直线距离多在20里以上。那个时候，我们下连队采访，除了偶尔碰上汽车、拖拉机、马车等运输车辆可以代步外，日常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
我们报道“四季歌”(应季农事)、“节日曲”(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六.一八兵团成立、七一党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以及层出不穷、连绵不断的各种学习和政治运动。我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连队转，在一个连队呆几天，写完稿子或者采访告一段落，就转到另一个连队。
我们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常常是日出劳作，日落采访，深夜写稿，或者同哥们儿海阔天空地神聊。困了，找个回城探亲或打夜班知青的空被窝，往里一钻，沉沉睡去。有时，找不到空被窝，到连部值班室睡。那就遭罪了，潜伏在油渍麻花的公用被褥里的虱子，不但“伺候”得你难以入睡，还寄生到你身上，传宗接代，后患无穷。我们很快学会了应对之招：一丝不挂地裸睡，把衣服捆起来吊在房梁上。这样一来，尽管仍然免不了皮肉之苦，但断了虱子的寄生路，没有后顾之忧，倒也睡安稳了。
吃饭问题就简单多了，连队有食堂，走到哪儿吃到那儿，临走找事务长结账。不管早、中、晚餐，也不管吃什么，吃多少，同职工一个样，一餐一角三分钱。当然，吃的“内容”，也同职工一个样，绝无特殊。那时候不搞“市场经济”，人们还不懂“有偿新闻”，谁也不会给我们多加一个菜，或者少收一分钱，更甭说公费宴请了。那年月，工资32元，穷得很。我们写稿，没有稿费，没有补贴，图得是稿纸变铅字——见报。如果听到职工们夸一句“这小子挺能写，是把刷子”，比现在奖个大“红包”还高兴。
然而，要想见报，光笔杆子硬不行，还得脚板子硬。把写好的稿子，用最快的速度发到《兵团战士报》社去。
报社在佳木斯市，与我们团铁路距离有2000里之遥。那时候，“互联网”、“传真”还闻所未闻；长途电话，全团只有一条战备线路，严禁它用；拍电报，一个字三分钱，1000字文就要30元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工资，财力根本承受不了。稿子到报社只有一条路——邮递。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快递”、“特快专递”。我们晚上写好的稿子，第二天交给路过的邮递员，骑自行车到团部邮电所。第三天上午10点左右，搭上虎林县城来的一天一班的长途客车，到县邮电局。等到第四天中午，才能坐上火车，于第五天深夜到达佳木斯。最后投递到报社编辑部，已是第六天晌午。
我们深知，稿子早一天到达，就多一分采用的希望。
为了抢时间，写完稿子，我们常常不等邮递员到，天一亮就自己奔团部，赶上县城来的班车，就能抢得一天时间。如果在远离团部五六十里外的连队，写完稿子就干脆不睡觉了，披星戴月，赶往团部。有时来了好运气，赶到团部，正巧有车去县城，便托驾驶员捎上稿子直奔县邮电局。如赶上当天火车，就能抢到两天时间。
长时间、长距离的走路、赶路，教会了我们很多“技巧”。
比如，穿旧鞋和胶鞋，不容易崴脚；鞋垫、袜子不平整，脚底就免不了打泡；千万不要穿短内裤，否则一出汗，裤头就紧缩，勒得大腿根生疼……我们没有携带饮用水的习惯，但口袋里都揣了条手帕，走渴了，找个水泡子，把手帕往满是浮游生物的水面上一罩，待帕面浸上来一汪净水，嘴巴凑上去一阵猛喝。冬天，满世界皑皑白雪，渴了，蹲下攥一把到嘴里，能嚼出甜味来……走路的速度，我们也能把握得十分准确：小步慢走，每小时6里左右；慢步，8里；大步，10里；大步快走，则12里以上。
我们不怕走路，就怕老天爷翻脸。
那时的公路都是砂土路，一下雨便泥泞翻浆车轮打滑，什么车都动弹不了。眼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稿子变成了废纸，我们寝食不安，满嘴燎泡。有几次，稿子重要，耽误不得，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带上稿子和馒头，顶风冒雨，从早到晚，跌跌撞撞70多里，走到县城寄稿子。
我的同事吴振寅，那次雨天寄稿，在县城巧遇团部一名上海女知青，情窦顿开，忘了疲劳，聊了一夜话，意犹未竟。天一亮，居然又精神抖擞地边走边聊，双双聊回了团部。最终聊成眷属。这段“走”出来的姻缘，一时传为佳话。
走，有浪漫，也有危险
“走”的回忆，有浪漫，有乐趣，也有辛苦、劳累和危险。
我们团紧傍中俄界河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边境线总长近200里。这边是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对面是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可谓“天涯地角”。我们常常一个人单独行走。连队之间，一条砂土路，逶迤二三十里，两边不是连天接地的庄稼、野甸子，就是遮天蔽日的灌木、丛林，半天不见人影、车辆，静得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冷不丁一只野兔窜过面前，或一声鸟叫划过头顶，都会惊出一身冷汗。这时候，我便高唱京剧《智取威虎山》：“穿林海，过雪原……”，虽然五音不全，但声震四野，足以壮胆。
我们团荒莽偏僻，沼泽密布，是飞禽走兽的天堂。野猪、黑熊、狍子、马鹿、野鸡、野鸭、大雁、天鹅……种类繁多，时常可见。尤其到了秋收时节，许多动物为了贮藏越冬和长膘冬眠，比人类还要忙碌。狼只们撅着尾巴，跟在翻地的拖拉机后边，起劲地追逐扑杀着被翻出来的田鼠。黑熊独自为伍，出没在玉米地里，拼命地掰玉米，边掰边吃，边掰边扔。野猪则以家庭为单位，老老少少十来头一群，窜进玉米地大豆地，疯狂地乱拱滥吃，半天就糟蹋上百亩庄稼。那年月，人们还没有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顾不上与动物和谐相处，护秋队的枪声，时时回荡在田野上空。枪声过后，连队食堂仓库里便摞满了一爿爿野猪肉。
据说野兽一般不会主动袭人，除非它被人惊扰、伤害，或者饿急了眼。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走路时，常常镰刀、棍棒不离身。我在路上看到过黑熊、野猪等野兽，但都在远处，转瞬即逝，有惊无险。
我们赵团长运气不错。有一天坐吉普车下连队，忽见百米外有只大黑熊一手一只牵着两只小熊崽，晃晃悠悠地走着。发现吉普车，大黑熊惊慌失措，抱起一只小熊崽就窜下公路，消失了。遗下的一只小熊崽，被赵团长抱回团部，交给我们报道组饲养。一个月后，这只用牛奶喂得胖嘟嘟的宠物熊崽，肩负“军民联谊”的重任，远离家乡，被沈阳军区要去送进了沈阳动物园。
赵团长的奇遇让我们羡慕不已，也想在路上有所斩获。但说实话，一旦只身走在野兽出没的路段，恐惧往往压倒浪漫，身不由己地加快脚步。稍闻动静，便如受惊的兔子一样狂奔起来。
有一年春天，我在15连采访后，要去16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公路，60里，至少下午两点钟到；另一条小路，30里，近一半，能赶上吃午饭。但草深林密，野兽较多，不安全。我犹豫了一下，为图近省力，还是选择了小路。我带着镰刀，疾步行进，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安然无恙，紧绷的心慢慢松懈下来。面前出现了一片水泡子，足球场那么大，水草摇曳，碧波荡漾，似乎有一群野鸭在戏水。走近一看，不觉惊呆了，竟然是一群白天鹅！数一数，大约12只，只只雪白肥硕，昂头曲颈，优雅地游弋着……春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犹如走进梦境般地陶醉了。突然，脚下一绊，我“扑通”一声掉进泡子里。待我挣扎着爬上岸，这群天鹅已然消失在蓝天白云中。当我穿着晾干的衣服，走进16连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三点钟了，可谓“欲速则不达”。
有一年秋收，我和同事裴雨林一起赴8连采访。从团部到8连，70多里地，我俩走出不到20里，就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两只动物不急不慢、时隐时现地紧跟着。我俩停步辨认，断定是狼，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两只狼也跟着快了起来。霎那间，我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狼的歹意，浑身一激灵，撒腿便跑了起来。一气跑了50多里，看到8连场院的时候，精疲力竭，只想找个地方歇一歇。我俩爬上一个三米高的粮囤，一头躺在了麦堆上。不料，这一躺便睡着了。后迷迷糊糊地感到呼吸困难，继尔听见人声嘈杂，有东西哗哗地倾洒在身上。强睁开眼一看，啊呀，原来人们正在一袋一袋地往我俩身上卸粮呢！我俩不敢声张，赶紧从一侧溜下粮囤。此时，夜色苍茫，连队早已开过晚饭，开始了夜班作业。我俩这一躺，竟睡了三个多小时。
不过，在那个国内“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国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身处边境地区的我们，走在荒原上，须警惕的不仅仅是野兽，还有企图越境的人和“苏修”特务。
河北有个地主家庭出生的大学生，被造反派斗得实在受不了了，走投无路，逃到我们那儿越境。好不容易到了乌苏里江，下到水里，但见江柳丛丛，水天一色，分不出东西南北，辨不清此岸彼岸。游了半天上岸，以为到苏联了，却不知还在我们团境内。结果，走在路上，被14连女职工刘莲香发现，引起怀疑。一番盘问，露出马脚，终于没有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刘莲香成了阶级斗争的英雄。我就她的事迹写成的长篇通讯，却只在团广播站播发，《兵团战士报》没有刊登，据说为了“保密”。
1970年夏，有个苏军上尉，越境过来。说是“不满苏修统治”，“信奉毛泽东思想”，“投奔世界革命的中心”。团里遵照急电要求，即刻将苏军上尉送往牡丹江军分区。那个发现他的知青，也被树为英雄典型……
遗憾的是，那些年，虽然我走的路比谁都多，阶级斗争弦也时刻绷得紧紧的，但始终与“英雄”无缘。
野营拉练脚上水泡叠水泡
1969年3月，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边境火药味十足，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2月，最高司令部一声令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同正规部队一起，搞起千里野营拉练。电影队忙着在各连队放映《南征北战》，兵团首长动员说，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练就铁脚板，学会运动战，把侵略者放进来，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全兵团六个师，以师为单位，所属各团抽调一个连的兵力和部分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机关人员，组成拉练部队，就地开展野营拉练。
我们四师地处牡丹江地区。野营拉练路线是：各团先各自由驻地拉练到师部密山县城，集结后，大部队经鸡东、鸡西、林口、宝林、柴河、牡丹江、海林，直抵横道河子。探访当年被杨子荣们打掉的匪巢“威虎山”，然后折返密山县城，各团再各自返回驻地。估计全程2000多里。我有幸被抽调其中，集中体验了一番“走”的酸甜苦辣。
这是一次与平时走路采访完全不一样的“走”。
背包书包，枪支弹药，全付武装，2000里行程，一个多月时间，除了几次短暂休整，几乎每天都在走。披着星星上路，迎着落日宿营，一天至少要走80里路。最多一次强行军，日夜兼程走了180里。走到后半截，累得只知道机械地迈动脚步。头脑麻木了，身上的背包、枪支，也全都没了感觉。
之前下连队采访，一马平川，脚底板从来没有打过泡。这回走出团境，行进在连绵起伏的完达山麓，翻山越岭，第一天双脚就打了五个水泡。幸好没破。到宿营地，按照老战士教的办法，不挑破，剪一节马尾，穿过水泡，留在那里，让泡里的液体慢慢流干。第二天抽出马尾，原来的水泡就会变成硬茧。否则的话，挑破水泡，皮肉分家，疼痛不消，还容易发炎溃烂，难再走路。不过，水泡穿上马尾，当晚没觉出痛，次日起床下地，仍免不了钻心痛。咬着牙挪动脚步，走出五六里地，渐渐地才忘了痛。哪曾想，到达宿营地，脚上又打出几个新泡，再穿马尾，次日下地再咬牙挪步……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脚底板，水泡叠水泡，生就了厚厚的茧子。从此以后，我翻山越岭走远路，脚底板再也没有打过水泡。
千里拉练，自始至终折磨人的，当推寒冷带来的苦痛。
每天清晨，零下三四十度，大地、树木都冻得“嘎巴、嘎巴”响。穿着昨天汗湿未干冻得冰冷的棉服、棉胶鞋，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上路一会儿，手脚便没了知觉。队伍中反复传递着一句话：“搓搓脸！搓搓脸！”提醒大家别冻掉了鼻子和耳朵。太阳上树了，身体慢慢有了暖意，棉服腾起一丝丝蒸汽，慢慢地干了。队伍便又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演练：急走，防空，冲锋，抢占山头，匍匐前进……往往一波未结束，身上便冒出了热汗。到达宿营地，已经浑身汗湿。
由于我们是“土八路”，行军装备远不如野战军，在宿营地也得不到老百姓对野战军一样的优待。一般都在当地学校、仓库住宿，打地铺，睡柴草，无法取暖烘烤。湿漉漉的棉衣、棉胶鞋，冻得硬梆梆的像冰盔甲。起床号一响，鼓足勇气往身上套，霎那间便会冷得上牙嗑下牙，全身打哆嗦。走到冰天雪地里，北风一吹，那股锥心刺骨的滋味，实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大家撕心裂肺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屯垦戍边，反帝反修！”“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开始了又一天的拉练。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作为随军新闻干事的我，还要坚持采访写作。
随行的师部机关，每天要出一期腊纸刻印的战地小报。《兵团战士报》为这次野营拉练开辟了专栏。我们团的广播站，也在等着我的报道。我一边走，一边采访，一边打腹稿。一到宿营地，放下背包，点上马灯，第一件事就是写稿。政治处机关的张景奎、高佩喜，也主动帮我收集素材，写稿子。
那一个多月时间，那2000多里行程，真叫苦，真叫累啊！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靠什么挺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确确实实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呵。
那时候，每个团的队伍后边都跟着一辆马车，师指挥部还配有专用汽车，一路收容病号和体力不支者，但车上愣是每天都空着。我们团一个叫高伟民的上海知青，左脚后跟冻坏了，坚持走。烂到见了骨头，还走。枪和背包不让别人背，几次被强送上收容车。他瞅个空跳下车，继续走。终成为一名火线入党的共产党员。
我一步不落地跟着这样的队伍，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完了全程，走出了黑土地，走进了新华社的大门。
感谢“‘北大’新闻系”，教我在“走”中，学会了新闻工作的基本功——吃苦耐劳、深入实际，它使我一辈子受用无穷。
(谢金虎原兵团34团新闻干事，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