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最大规模的救市案，拟购入“不流动”按揭证券，并将国债法定上限提升至11.3万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按揭坏账，需动用7000亿美元。而两天前，美联储已和全球各大央行达成一致，决定将其向货币市场的注资总额提高至2470亿美元。

    从2470亿，到7000亿，再加上此前为拯救“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入的2000亿美元，这一系列数字的变化，让人们更直接地体味到事态的紧迫、危机的惨烈。据说，20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议员们简介金融市况时，形容前景是“灾难性”的，在场议员无不讶异，现场鸦雀无声了10秒钟。

    危机让美国人始料不及，更让中国人愕然。而其直接作用于A股市场所产生的杀伤力，更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财富的变迁。因为，此前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而言，这场大洋彼岸的危机还相当遥远。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到底会有多大？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

    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多大

    目前公布雷曼债券数据的中资银行，已达7家。其中，中国建行持有雷曼债券1．914亿美元，其中高级债1．414亿美元，次级债0．5亿美元，占公司净资产0．29％。中国工商银行（包括境外机构）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债券及与雷曼信用相挂钩债券数量最大，共1．518亿美元，约占该集团总资产的0．01％。交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发行债券7002万美元，占其总资产0．02％，暂时在各家银行中占资产比例最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德伦近日在中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银行国际交易量不大，涉及次贷的可能不超过100亿美元。

    这只是看得见的账面损失。所有情况表明，这场由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海啸并未见底，它对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其实，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不只在于对危机严重性的判断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还取决于中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的策略与手段。

    政府该怎么办

    在过去的一周里，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9月15日，下调了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就目前来看，这一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它无疑是货币政策变化的强烈信号。

    从去年年底开始，货币政策已由“稳中适度从紧”转向“从紧”，以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明显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而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困难和挑战的增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CPI指数高企的情况下，对放松银根可能减弱控制通胀的效应，并导致经济过热回潮的担心，令管理者左右为难。

    如今当外部系统性金融风险突然袭来之际，政府下调两率，意味着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有经济学家对此评价说，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并非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过高的风险，而是对现行经济可能下行的风险提前反应。

    随后，中国政府又在股市受到危机冲击、银行股拖累大盘冲击1800点关口后，果断出手。如果说调整印花税，更主要在于提振市场信心，那么汇金公司增持银行股等举措，则明确昭示，政府保障金融安全的信念与决心。沪深股市以七年未见的全部涨停，作出了响应。

    但华尔街风暴尚未见底。据悉，美国有100多家银行出现问题，“谁是下一个”的拷问，已让华尔街的巨头们成为惊弓之鸟，对危机最终杀伤力的评价显然已超出了经济学家预期的范围，其影响不仅在金融体系与经济层面，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显现。

    因此，政府应该做的不只是制定危机的应急预案，而且应该面对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审慎思考、长期部署。

　　启动内需是关键

    从各种迹象判断，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很难避免。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出现的这场危机不只将通过金融，还将通过市场需求的紧缩直接传递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达60％，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企业的订单主要集中在欧美市场。一旦这一市场出现问题，导致订单大量减少，将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生存，以至工人的收入和就业。

    因此，在世界经济形势难以掌控的前提下，启动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几乎已成共识。雷曼兄弟坍塌的消息发布不久，经济学家周其仁即为中国经济献策：“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就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在拉动内需上一直不遗余力，但收效却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以及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囊中羞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但大多数人对此却并没有明显的体会。而农村市场的开启及农民的增收又近乎成为老生常谈。

    日前，记者在美国采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其中的两位中国经济研究专家——Nigel Chalk先生和Laura Papi女士，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近些年中国消费对于GDP增长的比例不增反减，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

    他们认为，要想解决消费增长不振，出路在于由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例如医保、教育、养老保障等。相对于1990年的数据，在2005年中国各年龄阶段的储蓄率都有所上升，老龄人口的储蓄增加尤其明显。如果政府能够提供足够好的福利保障，公众就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支出并驱动经济增长。

    而在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一些学者格外关注税收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今年7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一份呼吁减税的报告，经媒体发布后，引起共鸣。虽然此后，财经委表示这只代表经济室的意见，不代表财经委。但因为这份报告契合了人们减税的期望，依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因此，现实的选择，一方面在于现有的财政收入更多地向公共财政倾斜；另一方面在于税收政策的变化，真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这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其抵御风险能力以及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民间自救也非常重要。正如不久前万科总裁郁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行业靠解放军救还是自己？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不可能一直靠利好扶持。”

    危机之所以能够扩散，最关键的问题是信心的缺失、恐慌的蔓延。事情远未到无可挽回的时候，人们要的，不是恐慌失措而是沉着应对。

    历经3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经过了无数大风大浪，激流险滩，现在又到了闯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