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英国《金融时报》8月2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人道主义行动可能掩盖帝国图谋”。文章指出，在诸如达尔富尔、车臣等问题上，人们往往被西方人道主义言行所迷惑，看不到在其背后的仇恨、傲慢和侵略的帝国主义意图。文章摘要如下。

　　即便那些批评人权组织幼稚可笑、不负责任的西方观察家，通常也认为它们的动机很单纯。当然，诸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之类的许多人权组织的确非常崇高，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美国自身的行动大大破坏了人们对美国在世界道义主张的尊重之际，打着人道旗号进行帝国主义宣传，是美国及其盟国现在还在使用的手法。

　　考虑到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崛起，这一做法尤其危险。这些国家对个人权利、集体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平衡有不同看法。还必须记住一点：避免与穆斯林世界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对西方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人权组织具有的道义绝对论特点，太容易被沙文主义势力利用来阻挠与其他国家的必要妥协与合作，哪怕是在与人权毫无关系的问题上。

　　然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既不能也不应放弃它们作出的在全世界推广人道主义的重要承诺，因为这是我们对人道主义作出特殊贡献的动力。因此，西方需要建立一套非正式的道义和理性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检查西方发动的各项运动，及其对价值、诚实和效用的维护。

　　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主张还可以被用来助长仇恨、傲慢和侵略言行。

　　所有西方国家都以非西方社会的野蛮为借口将其征服，它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一传统体现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不久前发表的以下声明中：法国总是捍卫人权，她自己从未犯过反人类罪行。对法国的前殖民对象而言，这一声明令人震惊。

　　如今，从达尔富尔和车臣问题可以看出动机的不纯和行动的好坏参半。支持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发动人权运动的人，大多并不比别人更关注其他地方受压迫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也不比别人更关注该地区更广泛的利益。达尔富尔和车臣问题上的人权运动都有这样的特点：完全是片面的，不屑于去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对待伤亡数字的态度更像是战争宣传，而不是负责任地倡导和平。如何赢得并维持和平本来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可是这些人权运动却表现得漠不关心。

　　于是，很难让人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达尔富尔问题之所以得到那么大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阿拉伯人的敌意和美国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行动。很多时候，美国积极的人权活动似乎并不关注达尔富尔、苏丹和该地区在和平与发展方面的真正需求。

　　至于车臣问题，虽然我知道有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正在那里忙着解决人权问题，但也不得不指出，说到关注车臣问题的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不是对车臣人的同情，而是对俄罗斯的敌意。如果车臣叛乱分子是某个亲西方国家的国民，那么这些美国官员会积极地支持这个国家对车臣叛乱分子实施无情的镇压。

　　这种负面的动机既有道德上的问题，也造成了现实的问题。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富有正义，实际上是因西方对冲突一方的敌意，而不是对冲突另一方的真正支持驱使的。最终的结果是，当眼前的冲突结束后，西方迅速变脸，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对阿富汗根本不闻不问。

　　因此，在评价特定的人权运动时，应该问几个基本的问题：到底是同情还是仇恨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本着对相关地区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西方人权运动的个人和组织究竟作出了多大努力来研究这些地区及它们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摆出正人君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