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录口述　龚峰整理

　　我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参军入伍的，当时我所在的北京中央警卫师政保团三中队，主要担负着给中央首长和外宾随身警卫的职责。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授衔时，我正在北戴河给叶剑英元帅当警卫，记得当时叶帅还风趣地说“年纪不大，就是少尉军官了，大有发展呀！”在1956年国庆前夕，我还在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为其做过保卫工作。后来被组织上选送到武汉公安干部学校培养深造。

　　1958年，党和国家动员军队官兵和军事院校的学员成建制地复员转业，去开发建设祖国边疆。这年的3月下旬，国防部下令取消武汉公安干部学校建制，学员一半转业到黑龙江省开发建设北大荒；一半准备转业到西藏去。当时我正生病住院，本来第一批转业学员中没有我，可我知道后，觉得几个要好的同学都积极报名到北大荒了，便跑到领导那里要求一起到北大荒去。就这样，我们武汉公安干校的近千名官兵学员乘专列从遥远的长江之滨来到了三江荒原。我们出发的第二天，即4月1日，国防部又下令恢复了武汉公安干校的建制，可是我们已经出发，只有剩下的一半准备去西藏的学员继续留在了学校。

　　我们到达农场的时候，时值云山水库修建，考虑到水库建成后，要发展水产养殖，领导就选派了包括我在内的四名学员一起到北京去学习水产养殖。到了北京以后，由于我们大都是速成中学毕业的，听大专的主课听不懂，农垦有关部门便给我们联系又到了昆明上中专学炼油专业。1959年结业后便分到了东海煤矿。当时密山农垦局在东海煤矿成立了个炼油厂，搞低温干流炼油。我当时做化验工作。不久大庆油田出油后，炼油厂便不再炼油了，恰好当时农垦成立公安系统，王震将军指示要从武汉公安干校、青岛海校、长春空校等素质高的部队转业官兵中选拔人员。于是我就进了东海煤矿派出所当公安民警。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个小案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0年春节前的一天，采煤一队的一名职工前来报案说，他家积蓄的二百多元钱被盗。当时，两口子都上夜班，因为孩子小，委托邻居一个大娘帮着照看家。门是锁着的，钥匙只有大娘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根本不用费心，既然门是锁着的没有别人从门窗出入的痕迹，只有看门的老太太嫌疑最大。这时，看门的老人也找到我们，提出要赔偿丢失的钱物。看到大娘十分委曲屈的面容，我们没有匆忙定案，而是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对经常到被盗人家串门的人逐一进行了走访。在走访时发现，采煤队队长的家属情绪不好，问她原因，她说最近因为要回娘家的事和丈夫生气。在问到盗窃案的事时，神色显得十分慌乱，眼睛不时地向锅台看，当我要过去看看时，她却一下坐在上面了，问她是什么，她的脸色都变了。这时我已经清楚是她干的了。却没有当场指出，只是告诉她，如果没人主动承认，帮人看孩子的大娘就要被人冤枉了。我走后不久，队长的家属就来承认了，原来队长的家属是当时从关里支边来东北的，听说老家因遭灾饿死了不少人，想回家看看爹妈，队长忙于工作，没让回去，也没给她钱，她本来想到被盗人家里去借钱，当时被盗人两口子因上夜班睡得正香，她怕人家不借，就从经常看到他们拿钱的地方把钱偷走了。这个案子破了后，虽然不是什么大案，却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可能是农垦公安系统成立后的第一件比较有故事情节的盗窃案了。

　　1963年我作为社教队员来到云山农场，原来的武装部长调走时我便接任部长一职。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前，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经常发生边境摩擦事件，特别是每年春节前后，江上封冻后，苏联边防军常常从江上越过国境线来挑衅，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又不先发第一枪，我们农垦系统的民兵也同虎林地区的民兵武装一道奔赴虎头和苏方斗智斗勇，在江上排起长队，守卫自己的国境线不让苏方越过，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珍宝岛事件爆发。

　　从首都北京到北国雪原虽然差异较大，但是广大复转官兵都自觉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把北大荒变成著名的北大仓的同时，也创造了不朽的北大荒精神。